1983年全国前三配资公司，台湾老兵柳卓寿以旅游为借口，从台湾前往美国、日本等国，最终回到了他出生和长大的国家——山东青岛赵哥庄。他还能再回到原来平静祥和的生活吗？
1983年秋天，56岁的柳卓寿站在青岛赵哥庄村口，觉得脚下的泥土既熟悉又陌生。
他是以“美国游客”的身份，绕了大半个地球才摸回这里的。
从台北到关岛，再到东京，最后从北京坐火车颠簸而来，这条秘密的归家路，他走了34年。
村里老屋的轮廓还在，但门前的树粗了好几圈，墙上刷了新的标语，空气里飘着的饭菜味道，却勾起了他胃里的乡愁。
他拎着简单的行李，心跳得厉害，不知道门后等着他的是什么。
时间倒回1949年，那时的柳卓寿还是个22岁的年轻裁缝，在青岛的被服厂里踩着缝纫机，手艺不错，刚娶了媳妇，孩子还在襁褓中。
5月的一天，他去邻村姐姐家串门，就再也没能按计划回家。
国民党部队溃退，正到处抓壮丁，他那在军中有点关系的姐夫，连劝带拉，把他塞进了撤退的队伍。
姐夫说，先去避避风头，互相有个照应，很快就能回来。
柳卓寿回头望了望家乡的方向，连跟妻儿道别的机会都没有，就这么稀里糊涂地上了船，漂向那个叫台湾的岛屿。
他没想到，这个“很快”，是整整34个春秋。
退役后，他干过建筑小工，摆过菜摊，开杂货店赔光了本钱，生活颠沛流离。
后来还是靠姐夫临终前资助的本钱，加上自己的老本行，在台北弄了个小小的西装铺。
日子随着台湾经济起飞才慢慢稳住，他娶了一位本省姑娘，姑娘比他小9岁，不嫌弃他这个外省老兵一无所有。
两人勤勤恳恳，生了三个孩子，总算在异乡扎下了根。
生活有了着落，可心里那个洞却越来越大，夜里听着海风，总觉得那风是从山东老家刮过来的。
80年代初，柳卓寿辗转托一位美国朋友，试着往那个记忆中的地址寄了一封信。
当回信跨越千山万水来到手中时，他把自己关在屋里，对着信纸老泪纵横。
父亲早已在思念中病故，母亲年迈，而他的妻子，那个他离家时还年轻的女子，竟一直守着这个家，没有再嫁，独自一人为他养大了儿子，送走了公公。
信上的每一个字都像烧红的针，扎在他的良心上。
回大陆看看的念头，像野草一样疯长。
他对台湾的妻子坦白，妻子沉默了很久，只问了一句：“那你还会回来吗？”
他重重地点头，这边的家和儿女，是他的责任，也是他半生奋斗的根基。
于是就有了1983年那次曲折的返乡。
当真正推开老家那扇斑驳的木门，时间呈现出的残酷远超他的想象。
母亲已是耄耋之年，神志昏聩，大部分时间认不出这个“陌生的客人”，甚至夜里嫌他睡在旁边不自在，催促儿媳让这个“外人”离开。
面对痴傻的老母，柳卓寿满腹的思念与愧疚堵在胸口，吐不出，咽不下。
而那个等他34年的妻子，听完他的故事，长长叹了口气，说也好，有人照顾你。
语气里没有怨恨，只有一种被岁月磨平了的、深不见底的疲惫。
他在老家待了短短十几天，尽力想弥补什么，劈柴挑水，修补家具。
儿子已成家，对这个突然出现的父亲恭敬而疏离。
离别的时候终究来了，妻子送他到村口，替他拦了辆拖拉机去县城坐车。
就在他准备上车时，妻子突然抓住他的胳膊，声音很轻，却字字清晰。
你在那边……也不容易。
好好对待那边的人。
要是为难，下次……就别再回来了，就当我们娘儿俩，过得挺好。
说完，她松开手，转身往回走，一次头也没回。
柳卓寿坐在颠簸的拖拉机上，眼泪终于肆无忌惮地流了下来。
1985年，母亲病危，妻子来信希望他能回去送终。
可他怕前两年偷偷回乡的事被当局察觉，连累台湾的家人，犹豫再三，终究没能成行。
这成了他一生都无法释怀的痛，生不能养，死不能送，为人子的亏欠，永远烙在了心上。
1987年，台湾当局终于开放老兵探亲，回乡的路不再需要迂回万里。
柳卓寿几乎每年都回去，也接大陆的妻儿到台湾小住。
可是，大陆的妻子在台湾住不惯，那里的繁华与她无关，语言也隔阂，她更像一个局促的客人。
台湾的妻子虽尽力维持表面的客气，但“大妈”的称呼和微妙的气氛，让每个人都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。
大陆妻子住了几个月便执意回去，说孙子离不开人。
后来，柳卓寿也曾试探着问台湾的妻子，愿不愿意一起回青岛养老，妻子拒绝了，她的根、她的儿女事业都在台湾。
他也提议让大陆妻子来台定居，大陆妻子只是笑笑，说老家住惯了。
往后的岁月，柳卓寿成了真正的“空中飞人”，他出钱给大陆的儿子盖了新楼房，给孙子买了跑出租的车，尽力改善他们的生活。
他再也回不去1949年春天，那个离开家去姐姐家串门的平常午后。
大时代的一个浪头打来，打散了多少寻常百姓家。
他们都在用自己的余生，学习如何与那份巨大的、被时代撕开的遗憾全国前三配资公司，平静共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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