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1983年全国前三配资公司,台湾老兵柳卓寿以旅游为借口,从台湾前往美国、日本等国,最终回到了他出生和长大的国家——山东青岛赵哥庄。他还能再回到原来平静祥和的生活吗?
1983年秋天,56岁的柳卓寿站在青岛赵哥庄村口,觉得脚下的泥土既熟悉又陌生。
他是以“美国游客”的身份,绕了大半个地球才摸回这里的。
从台北到关岛,再到东京,最后从北京坐火车颠簸而来,这条秘密的归家路,他走了34年。
村里老屋的轮廓还在,但门前的树粗了好几圈,墙上刷了新的标语,空气里飘着的饭菜味道,却勾起了他胃里的乡愁。
他拎着简单的行李,心跳得厉害,不知道门后等着他的是什么。
时间倒回1949年,那时的柳卓寿还是个22岁的年轻裁缝,在青岛的被服厂里踩着缝纫机,手艺不错,刚娶了媳妇,孩子还在襁褓中。
5月的一天,他去邻村姐姐家串门,就再也没能按计划回家。
国民党部队溃退,正到处抓壮丁,他那在军中有点关系的姐夫,连劝带拉,把他塞进了撤退的队伍。
姐夫说,先去避避风头,互相有个照应,很快就能回来。
柳卓寿回头望了望家乡的方向,连跟妻儿道别的机会都没有,就这么稀里糊涂地上了船,漂向那个叫台湾的岛屿。
他没想到,这个“很快”,是整整34个春秋。
退役后,他干过建筑小工,摆过菜摊,开杂货店赔光了本钱,生活颠沛流离。
后来还是靠姐夫临终前资助的本钱,加上自己的老本行,在台北弄了个小小的西装铺。
日子随着台湾经济起飞才慢慢稳住,他娶了一位本省姑娘,姑娘比他小9岁,不嫌弃他这个外省老兵一无所有。
两人勤勤恳恳,生了三个孩子,总算在异乡扎下了根。
生活有了着落,可心里那个洞却越来越大,夜里听着海风,总觉得那风是从山东老家刮过来的。
80年代初,柳卓寿辗转托一位美国朋友,试着往那个记忆中的地址寄了一封信。
当回信跨越千山万水来到手中时,他把自己关在屋里,对着信纸老泪纵横。
父亲早已在思念中病故,母亲年迈,而他的妻子,那个他离家时还年轻的女子,竟一直守着这个家,没有再嫁,独自一人为他养大了儿子,送走了公公。
信上的每一个字都像烧红的针,扎在他的良心上。
回大陆看看的念头,像野草一样疯长。
他对台湾的妻子坦白,妻子沉默了很久,只问了一句:“那你还会回来吗?”
他重重地点头,这边的家和儿女,是他的责任,也是他半生奋斗的根基。
于是就有了1983年那次曲折的返乡。
当真正推开老家那扇斑驳的木门,时间呈现出的残酷远超他的想象。
母亲已是耄耋之年,神志昏聩,大部分时间认不出这个“陌生的客人”,甚至夜里嫌他睡在旁边不自在,催促儿媳让这个“外人”离开。
面对痴傻的老母,柳卓寿满腹的思念与愧疚堵在胸口,吐不出,咽不下。
而那个等他34年的妻子,听完他的故事,长长叹了口气,说也好,有人照顾你。
语气里没有怨恨,只有一种被岁月磨平了的、深不见底的疲惫。
他在老家待了短短十几天,尽力想弥补什么,劈柴挑水,修补家具。
儿子已成家,对这个突然出现的父亲恭敬而疏离。
离别的时候终究来了,妻子送他到村口,替他拦了辆拖拉机去县城坐车。
就在他准备上车时,妻子突然抓住他的胳膊,声音很轻,却字字清晰。
你在那边……也不容易。
好好对待那边的人。
要是为难,下次……就别再回来了,就当我们娘儿俩,过得挺好。
说完,她松开手,转身往回走,一次头也没回。
柳卓寿坐在颠簸的拖拉机上,眼泪终于肆无忌惮地流了下来。
1985年,母亲病危,妻子来信希望他能回去送终。
可他怕前两年偷偷回乡的事被当局察觉,连累台湾的家人,犹豫再三,终究没能成行。
这成了他一生都无法释怀的痛,生不能养,死不能送,为人子的亏欠,永远烙在了心上。
1987年,台湾当局终于开放老兵探亲,回乡的路不再需要迂回万里。
柳卓寿几乎每年都回去,也接大陆的妻儿到台湾小住。
可是,大陆的妻子在台湾住不惯,那里的繁华与她无关,语言也隔阂,她更像一个局促的客人。
台湾的妻子虽尽力维持表面的客气,但“大妈”的称呼和微妙的气氛,让每个人都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。
大陆妻子住了几个月便执意回去,说孙子离不开人。
后来,柳卓寿也曾试探着问台湾的妻子,愿不愿意一起回青岛养老,妻子拒绝了,她的根、她的儿女事业都在台湾。
他也提议让大陆妻子来台定居,大陆妻子只是笑笑,说老家住惯了。
往后的岁月,柳卓寿成了真正的“空中飞人”,他出钱给大陆的儿子盖了新楼房,给孙子买了跑出租的车,尽力改善他们的生活。
他再也回不去1949年春天,那个离开家去姐姐家串门的平常午后。
大时代的一个浪头打来,打散了多少寻常百姓家。
他们都在用自己的余生,学习如何与那份巨大的、被时代撕开的遗憾全国前三配资公司,平静共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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